在法理学界，流行一种观点：民法乃万法之母。稍作演绎，我们也可以说，财产法是私法之母，因为民法的核心是财产权及财产法。与部门法“财产”及“财产权”相对应的法哲学概念就是“财富”。就目前而言，法学界对“财富”的关注相较其应有的地位来说，还远远不够。财富与正义的关系问题，如果不是法哲学的全部，也应该是法哲学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。无论是“交换正义”，还是“分配正义”，财富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笔者不揣浅陋，对财富的法哲学意义做了一些思考和研究，本文是其中之一。

一、古典功利主义的三大逻辑缺陷

功利主义，直至今天，哪怕是在全球范围上来说，都仍然是一种主流的哲学思潮。当然，它产生了诸多变种，其中，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变种，当属自由主义的那种“广义的功利主义”。而新近的变种，则是法律经济学，或者称之为经济分析法学，它把财富最大化即经济学的效率原则抬高到首要原则的高度。对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的责难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：

（一）功利原则的不可证明性

在哲学思维中有两种最基本的逻辑：一种是形式逻辑，黑格尔称之为“知性”；另一种是辩证逻辑，黑格尔认为只有辩证逻辑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人之“理性”。就形式逻辑来说，思维是线形的，向前后无限延伸。换句话说，要证明结论正确，就要求其前提正确，而前提本身又是一结论，它又要求其前提正确。这样，为了保证整个的知识有效，必须有一个逻辑的开端，称为逻辑的支点。它本身是不能被证明的，而是一个公认的不证自明、不言而喻的东西。对于辩证逻辑来说，思维是圆形的，其推演过程就是一个自圆其说的过程。

古典功利主义的逻辑支点是什么呢？边沁认为功利原则是大自然的礼物：自然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把利益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阿基米德支点。在他1789年自费印刷的《道德与立法学原理导论》中，边沁按照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提出的古典思路把心理、伦理和法理学结合在一起，这一思路就是人类快乐与痛苦的律令的统治。①[英]莫里森：《法理学：从古希腊到后现代》，李桂林、李清伟等译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97页，第199页，第199页。因此，博登海默非常准确地指出：“他（边沁）的整个理论就是从这样一个公理出发的，即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——苦与乐—— 的统治之下。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。”②[美]博登海默：《法理学：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》，邓正来译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 105页。我们可以明显发现，边沁的功利原则是建立在一个事实基础上：人性是“避苦求乐”的。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天赋秉性，也是大自然给功利主义哲学提供的逻辑支点。但是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单纯的事实命题不能推演出一个价值命题，“人为财死”的事实基础，不能推演出人应该为财而死。这里涉及一个著名的命题，即休谟命题。简单说，休谟命题是指“所有的价值命题用逻辑方法进行推断的时候，你最后的前提当中必然也需要包含着价值命题，不可能从纯粹的事实命题只通过逻辑推理达到价值命题”。因此，从逻辑上说，人是追求快乐的，并不能证明一个行为能够增加快乐或者避免痛苦，它就是正当的、应该的。

边沁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在逻辑上证明快乐是“好的”、“应当的”，但他坚持说功利原则的性质恰恰在于人们不能证明它的效力。他在《道德与立法学原理导论》中写道：“它能容许证明吗？似乎不能。因为一种事物，被用来证明其他别的事物，它自己却无法得到证明：证据链必定有一个开端。给出这样一个证明是不可能的，也是没有必要的。”③[英]莫里森：《法理学：从古希腊到后现代》，李桂林、李清伟等译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97页，第199页，第199页。也就是说，快乐是好的，快乐就是善，它自己本身就是逻辑链的开端，因而是无需证明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它是由其他价值命题证明的，那么其他价值命题就是比它更高级的价值命题，“快乐就是善”这一命题反而不能成为最高的伦理原则了。因此，在边沁看来，证明没有必要，任何最高原则都具有同样的性质。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，“幸福是绝对终极的目标，因为我们总是为幸福而幸福，从来不把幸福作为其它事物的手段”的逻辑原理。将“幸福”更改为“快乐”，是完全可以适用的，“快乐是绝对终极的目标，因为我们总是为快乐而快乐，从来不把快乐作为其它事物的手段”。事实上，所有的道德律令、绝对命令都具有这种同样的性质。这也就是康德他一直在沉思的那个东西，他的墓碑上铭刻着这样一段话：“有两样东西，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，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。这两样东西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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